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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活资源新闻,香水之都市知识产权支撑立异行动推向大会举行

11月13日,根据山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工作引领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山西省将进一步加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逐步完善发明创造奖酬机制。

前注:本文系由笔者2016年攻读法律硕士期间所完成的学位资格论文修改而成。

  2007年4月6日下午,在上海市人民大厦会议厅召开了全市“知识产权支持创新行动推进大会”,来自上海市政府、区县各相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300多人参加会议。上海市副市长杨定华到会讲话。上海交通大学林忠钦副校长作为上海高校代表应邀发言。

从今年起,山西省将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力度,大力扶持知识产权中介服务机构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聚集,形成以咨询、评估、金融、法律为重点的全方位配套的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对各类发明人和设计人的激励和奖酬机制,制定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的激励和奖酬机制措施,原则上,发明人和设计人可以从专利转让费或许可费收益中提取不低于20%作为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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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次大会上,上海市知识产权局陈志兴局长通报解读了近期出台的系列办法,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进一步支持、推动自主创新。主要包括:出台《上海市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与职务奖酬实施办法》,保护单位和权利人的权益,明确了发明人或设计人在职务发明创造中权利的优先受让,从源头上激励更多的自主创新;出台新的《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进一步向发明专利倾斜,促进申请专利结构优化,提高专利申请质量。

摘 要

职务发明是一国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令企事业单位作为创新主体提高自主创新与技术转化能力,从而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保障。职务创新成果的利益分配制度的研究,既要充分发挥企业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保护和激励作用,又要充分保障职务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以期实现研发机制的协调运转和双方的互惠共赢。因此,把握实务动态,以发达国家的相关现状和成果作为借鉴和参考也尤为重要。

本文以对职务发明及其奖酬制度在企事业单位实施现状的调查作为对象,通过分析和比较中日两国上述调查的方法和结果,对两国现行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两国调查反映出的问题。此外,在比较调查结果的同时,指出了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前提。由此,笔者针对当前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改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对未来我国职务发明奖酬方面的改革有参考性价值。

  代表发言中,林忠钦副校长做了“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促进科学技术创新”的主题发言,介绍了学校在知识产权工作上所取得的经验和成绩。学校自开展专利工作开始,始终紧抓专利申请质量,提高专利授权率,推动专利转让实施,坚持以技术含金量较高的发明专利作为学校专利申请的主体,发明专利申请量多年保持全国高校第一,且比重达到95%以上。

1. 中日职务发明奖酬相关制度与实施比较

职务发明制度是现代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通常在各国专利法律系统中进行界定。从字面意义上可以清楚地理解为职员或雇员履行职务中完成的发明创造,但纵观各国相关立法,区别之处往往在于限定职务行为与职员作出发明创造的关联度。我国在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中进行表述为职务发明创造。结合专利法第二条对发明创造的定义,第六条中明确将专利分为了职务发明创造与非职务发明创造,明确了“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且无约定”两大要件。同时在实施细则中对构成要件进行了细化。

我国现行专利法将发明人由狭义职务发明取得的利益分为奖励和报酬两部分,实务中通称为职务发明的一奖两酬。尽管两者并称或混同的情况居多,但根据其特点及要件有所不同。职务发明奖励是职务发明人在其作出的职务发明创造获得专利权后享有法定基础权益。而不论该奖励是否兑现,被授予专利权的用人单位一旦成为该专利的使用人或许可人,那么还需要承担向发明人给予报酬。此外,职务发明报酬被进一步细分为实施报酬与许可报酬,两者相互独立且可以叠加,转让报酬参照许可报酬进行计算。因此,专利权人以不同形式行使专利权可获得的收益须以法定的方式向发明人分享。

日本就职务发明相关的立法形式与我国差别不大,内容上存在着一定区别。而奖酬制度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首先在界定方面,根据日本《特许法》的规定,雇员的发明只有同时属于雇主的“业务范围”和雇员的“职务”才能定义为职务发明。而我国法律中,只要属于“单位任务”或者“本职工作”中的一种情况,即为职务发明。同时日本排除了主要利用单位物质条件完成的发明。总体来看,日本相对我国对职务发明范围的规定较为狭窄。

其次,日本没有规定职务发明奖励,与我国一样对职务发明报酬标准作出原则性规定。日本特许法规定雇主在制定公司、企业内部的职务发明报酬制度时,应遵循平等合理的原则,根据雇主对职务发明所获利润、雇主对该职务发明的物质投入、给予其他雇员的一般待遇等因素以金钱等具有经济价值的形式给予职务发明报酬。通过最新的法律修订,上述报酬的考虑因素还追加了使用者等和工作人员等之间进行协商的状况、所制定的基准的公开状况、决定合理的利益的内容时来自职员等的意见听取的状况。

同时,日本还有相关配套的不具有强制力的指导性文件,如日本特许厅提供的《职务发明章程建设意见》,旨在为雇主与雇员的利益分配提供了一系列参考性的操作模式。

  杨定华副市长在总结讲话中对上海交大等专利示范单位在提高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同时也指出目前全市96%的企业从未申请过一件专利,要求上海市广大企事业单位加强知识产权和专利工作,提高专利申请质量,尤其是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比重(目前发达国家发明专利比重都接近70%或者更高,而在国内北京发明比重52%,而上海仅33%),并希望通过大会,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将上海的知识产权工作再提升一个台阶,为建设创新性城市的目标做出贡献。

2. 我国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国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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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面向企业的调查结果

韦德国际1946手机版,2012年中国专利保护协会课题组所做的《我国企业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实施情况调查研究》(以下简称“实施情况调查”),该研究调查问卷发放范围为黑龙江、河南、浙江、湖北、江苏、福建六省的具有一定知识产权工作基础的代表性企事业单位和协会会员企业,共计1355家,回收问卷1286份;

首先,对于单位是否建立了有关职务发明的规章制度,实施情况调查的结果显示设有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受调查企业占88.3%,71.2%的企业制订了“职务发明奖酬办法”,有81.9%的企业向员工告知了奖酬规章制度;

其次在奖励和报酬的发放问题。根据实施情况调查的结果,受调查企业支付职务专利授权奖励的占74.6%,支付报酬的占63.9%,但非专利技术成果(包括技术秘密等)奖酬的支付比例仅有20.8%;

最后关于报酬的计算。实施情况调查中半数以上受调查企业反映“缺乏对专利技术的有效评估方法”是奖酬方面最主要的问题。

2.2 面向发明人的调查结果

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条法司委托中国发明人协会所做的《职务发明人权益保护状况调研报告》(以下简称“保护状况调研”),该报告通过邮寄、实地发放和网络调查三种形式,收集到来自国有、内资和外资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的研发部门及管理工作岗位人员的,覆盖不同行业的总计356份有效答卷。

首先在制度建立方面,
59%的发明人认为单位已经建立了与职务发明有关的规章制度,有
21%的认为单位没有建立相关制度,还有
20%不了解这个制度或者不了解单位是否建立相关制度。有62%的发明人认为单位已经建立了有关职务发明奖励与报酬的规章制度,有22%的发明人认为单位没有建立相关的奖酬制度。而不清楚是否建立奖酬制度的占16%。

在奖酬落实方面,有38%的发明人认为其在完成发明创造后单位没有按照制度发放奖励,63%的发明人认为单位没有在实施、转让或许可发明成果后给予报酬。

对单位在制定职务发明奖酬制度时是否听取发明人意见的调查中,有51%认为单位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49%认为单位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该调研中还特别提到有发明人谈及用人单位“由于涉及财务决算的时间、相关联的因素比较复杂等原因,真正因发明产生的效益有时不容易算得很清楚,或单位以无法准确计算所获经济效益为理由,拒绝给予报酬”。

2.3 调查结果的对照

上述两份调研分别面向企业与职工,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与相互对照性。

通过上述两组数据比较,国内单位按照专利法与合同法要求的制度落实情况得以相对真实的反映,虽然上述结果由于样本数量的原因在全面性上可能有所欠缺,但考虑到作为调查对象的发明人与用人单位天然对立的立场,综合两个调查的结果后其客观性应当是无问题的。而结果表明的,近六到七成企业制定实施了职务发明奖酬相关的内部制度,显然是比较不足的。这是由于一般情况下,无论是企业还是其他单位,在规章制度中就职务发明及奖酬进行公示公布、以货币作为约定奖酬形式尽管不是法定要求,但参考发达国家企业应属相对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做法,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单位的职务发明制度建设是落后于法定要求的。

另一方面,职务发明人就其发明创造法定的权益没有妥善得到落实保护是一定存在的事实。特别是作为利益调整核心机制的奖酬制度悬置于法律之上而未落入用人单位的经营中,造成了部分职务发明人落入了作出发明创造但无奖无酬的境地
,从这个意义上看,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在实施效果中确实存在欠缺。

3. 与日本职务发明报酬制度调研结果的比较

3.1 日本职务发明报酬制度的调查结果

2014年由日本知识产权研究所完成的《企业就特许法第35条制度运用相关问题及解决方案的调查研究报告书》中就职务发明制度的实务状况向日本企业发明人的问卷调查结果。

在制度设定方面,91.6%的企业与发明人之间就职务发明权属及奖酬以员工守则、规章制度、个别协议或劳动合同等形式进行了明确。其中,以公司内规章的适用频率最高,在各类形式中占比例为71.1%。可以看到,作为工业化程度较高、创新发达国家的日本由于专利制度与职务发明制度的建设较早、积累时间较长以及产权意识较强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企业的落实情况较为理想。

在奖酬制度实施方面,职务发明的货币奖酬支付金额方面,一项技术成果未申请专利而是以技术秘密的形式保护时,以专利申请同样标准与不同标准支付奖酬的比例为30%和18%、不支持任何奖酬的情形比例为49.5%;单件专利申请时的金额最多的情况是1至10000日元,占总体比例的64.3%,同时不支付任何物质奖酬的比例为10.3%;专利授权后支付的物质奖酬最多的情形是10000至50000日元,占比为52.8%,而不支付任何奖酬的情形占比为21.3%。而专利由企业实施时,无奖酬的情形甚至占到32.2%。与此同时,对职务发明人非物质奖励的给予方面,占比最高的情形为无任何奖励,比例为59.1%;其次为奖状发放等表彰,占比24.7%。

3.2 中日调查方法与结果的比较

相比日本完成的调查,我国的实施情况调查和保护状况调研在方法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包括样本数量不足、数据细节不全面等问题。这是需要引起注意和改善的地方。尽管如此,在立法前通过广泛调研掌握实务现状,仍是较为可喜的进步。

首先从企事业单位的制度建设方面,日本企业对职务发明权属及奖酬规定的落实情况较为理想。反过来,也说明了日本《特许法》等制度发挥了对雇主的规制作用,虽然不能就此断定职务发明人的利益得到了有效保护,但也可以从侧面反映企业守法与知识产权意识的发达程度。

可以看到,学界公认作为借鉴对象之一有着完善职务发明制度体系的日本,发明人就职务成果获得奖酬的比例相对较高,我国与之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仍有一定比例的企业并未依法支付奖酬。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职务发明人权益保护作为普遍性难题是各国立法都需要考虑和解决的。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调查并未涉及奖酬的实际数额情况,故无法对照比较。但从日本的调查结果来看,将申请与授权发放报酬合计为10000至60000日元时,以当前汇率换算并考虑物价水平后,显然这一数字相对我国的法定标准是偏低的。可以看到,尽管制度落实的情况日本好于我国,但发明人是否由此获得了公平合理的报酬似乎值得商榷。

4. 启示与借鉴

4.1 中日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基础和现实差异

除了上文提及的对职务发明及其奖酬的法律规定上有所不同,尚有在比较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从历史来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该思维范式对制度的影响深深体现在职务发明的前身——发明奖励制度中。其逻辑出发点在于,国家拥有国民所有智力和劳动力成果,而对前述劳动成果的奖励并非出于对价交易,而是为了“嘉奖与鼓励”而实施的制度。这是在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国际比较时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各国不同的科技与经济发展也使得职务发明现状有较为明显的不同。以年度国内专利申请与国民生产总值(GDP)并列统计的结果看,德日同为发达国家与技术领先国,专利申请在近10年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且偶有负增长的年度存在,而GDP则保持相对更低的增长率,与之相比,韩国的专利申请态势与GDP保持了一致,近10年来上升的趋势较为明显。在实务领域方面,德国相关领域的专利局调解案件数量变迁相对稳定,日本在诉讼领域的大案频发与标的额的扩大化,故而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和比较上,知识产权领域的实务发展动态同样也是同样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4.2 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共同缺陷与问题

中日两国学界历来对职务发明奖酬制度争议不断。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与用人单位作为两种民事主体,都需要通过法律调整实现合理利益的取得与保护,且已不损害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为前提。两国都认同,人单位与职工的利益调整,是职务发明及其奖酬的核心内容。站在职工立场,发明设计人是作出职务发明的实际完成者和劳动付出者,无论作出的是职务科技成果还是发明创造,无论是基于劳动报酬还是知识产权客体,职工都应当基于职务成果为用人单位所利用、实施或获利而得到合理的报酬。以单位的立场来说,其不仅提供或投入了物质技术资源,还承担了研发失败的风险,更在原始状态下基于劳动关系向职工支付了工资等劳动回报,理应获得由职务成果带来的收益。因此,两者利益调整的出发点应是正视和协调两者在创新过程中相互关系和利益分配。

从宏观看,职务发明还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此时个人利益非指个人完成的非职务发明相关的权益,而是用人单位与职工就职务发明共同的利益结合。而社会利益则由公共利益——公平与效率和国家利益——创新战略组成。职工应通过职务发明获得奖励和报酬得到激励,实现了自我价值并进一步焕发创新活力;而用人单位因职务发明的实施、许可等获利,从而增加创新意愿并扩大研发投资,此时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与经济效益得以提高,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

但是,中日两国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均发现了新的问题。特别是日本在该领域的重大诉讼案件不断,对企业经营的风险控制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因此,日本必须以加强法律动态调整,即修订现有法律和制订新的政策规范等方式适应当前的需求。我国当前在诉讼领域同样出现许多争议较大的案例,对实务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相应都面临着新形势下科技驱动发展的重大课题,在逆水行舟的创新战略实施问题上都面临着类似的压力。因此,两国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4.3我国职务发明奖酬制度改革的建议

目前,我国职务发明奖酬相关制度的改革方案已经基本成形,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在完善相关制度架构、平衡双方利益方面均迈出了积极一步。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制度的移植,以及基于现状和学界呼声从而提高对用人单位的奖酬相关合规性要求,都反映了积极调整职务发明法律关系,扩大职务成果适用范围,保障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的出发点。改革的内容响应了发明人的呼声,大幅度扩大了职务发明人的权益及其保障救济,毫无疑问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在改革方案制定和讨论时,对比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与论证资料,我国仍稍有不足之处。以问卷调查及统计数据为例,调查范围不够广泛、数据指标不够丰富容易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并影响立法者对现状的把握。因此,笔者建议对职务发明奖酬现状的调查研究应当以多角度多维度的方式,从单位与职工两方面出发,以更精确的指标获取各行业各类型企事业单位目前的实际做法与需求,如此方能在制度上对症下药。

参考文献:

张颖露、刘华,《日本职务发明激励制度研究》,载《中国科技论坛》,2014年07期

钱孟姗,《日本<特许法>职务发明规定的讨论与修改——对我国专利制度完善带来的启示》,载《知识产权》,2004年第5期

陶鑫良、张冬梅,《我国职务发明报酬现状分析及其改进探讨》,载《知识产权研究》,2006年11月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郑昱、王晓先、黄亦鹏,《企业职务发明激励机制法律研究》,《知识产权》,2013年08期

武彦、李建军,《日本职务发明利益补偿机制的创新理念和保障机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年02期

罗东川,《职务发明权属与奖酬纠纷典型案例精选与注解》,法律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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